库弗尔比里姆一处毁弃的房屋 – 图片来自Waad Ghantous 来自海法城的叙述: 毋庸置疑,你们已经听说了有超过五百万已在联合国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地中海地区的累范特,他们拥挤不堪地居住在肮脏的环境下和寄居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已被占领的地区中数量有限的帐篷里。经过1948年大灾难对巴勒斯坦种族的大清洗,以色列建国,而这些巴勒斯坦人则被阻止回到他们的祖居地,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更不为人所知的是那些“境内流离失所者”们的困境–那些在大灾难中丢失了他们村镇的巴勒斯坦 …

Walton Pantland
A ruined house in Kufr Birim

库弗尔比里姆一处毁弃的房屋

– 图片来自Waad Ghantous

来自海法城的叙述:
毋庸置疑,你们已经听说了有超过五百万已在联合国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地中海地区的累范特,他们拥挤不堪地居住在肮脏的环境下和寄居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已被占领的地区中数量有限的帐篷里。经过1948年大灾难对巴勒斯坦种族的大清洗,以色列建国,而这些巴勒斯坦人则被阻止回到他们的祖居地,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更不为人所知的是那些“境内流离失所者”们的困境–那些在大灾难中丢失了他们村镇的巴勒斯坦家庭却还留在已经变为以色列领土的境内。根据倡导巴勒斯坦难民权利的组织BADIL调查得知,在150000巴勒斯坦难民中估计增加到约46000名依然居住在以色列境内。

关于我的家庭,我的祖父辈们就在那些被迫离家却最终被逼选择以色列国籍的人们之中。

1948年10月,当新晋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踏入我们这个依傍在黎巴嫩边境的巴勒斯坦边陲村庄Kufr Birim,我爷爷带着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逃离到附近的一座村落。

尽管军方许诺约500个村民将被允许在战争后回到村子里,但这一承诺从来未被实现过。我的伯祖父因为厌倦了等待而尝试逃回自己的家,却因此被枪杀丢了性命。

尽管不断地尝试,军方却一直用因为靠近黎巴嫩边界这种所谓的“安全因素”的借口阻挠他们回到村庄。他们尝试过各种办法:与军方协商,诉诸于以色列法院系统。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终极法院判决支持村民回到村子的诉请,然而却并没能阻止以色列军方于1953年利用战斗机投掷炸弹摧毁在Kufr Birim村里人们的居所、学校和商业设施。那些仅仅早了四年被允许回到自己家园的人们却沦落为永久的难民,村子的土地被一个国家公园和几个仅限犹太人殖民居住的社区分割开。

而在Iqrit地区的情况,除了某些细节上、死难者的名字和他们被迫逃离到的村镇和城市不同以外,其他与Kufr Birim村的情况大体相似。类似地被军方许诺和法院允许他们回到村落,却被以色列国防军一直拖延直到1951年的圣诞节,于村子里的每一处固定建筑下安置了炸弹。几个村民被强迫观看军方将他们的家园夷为平地。

在Iqrit村里,我的外公-我妈妈的父亲,年仅十四岁就沦为了难民。

我出生并成长在海法,这座濒海的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城市,我的成长时时伴随着一种意识,那就是巴勒斯坦难民应该有权利和责任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我们是在哪里。对我而言,海法从来就不是我的家,而我也明白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回到自己的家。

任何地方的巴勒斯坦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法庭并不会为我们声张正义。相反,他们的态度与那些以色列政治家和以色列市民中日益高涨反巴勒斯坦情绪并没什么不同,倒是在维护剥夺我们的财产权上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这1700000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忍受着法律对我们的歧视、压制和阻止我们使用国家资源。

面对这些在意识上对职业和殖民的巨大不公正,一些积极分子决定改变这些强加在我们祖父辈身上的错误。

这一切从2012年夏天开始,Iqrit村里年轻的勇士们回到他们家乡的土地上,搭建起帐篷,开始重建家园并拒绝离开。从那以后,以色列当局和警察一次又一次地为难、威胁和逮捕他们。

一年后,于2013年8月,又一个组织顺应着他们的领导成立起来,这个组织由“Al-Awda”(意为“回归”)所领导。“Al-Awda”是于1982年为Kufr Birim村的难民所组建的组织,即意味着我们决定不再束手就擒等待以色列的许可让我们回到家园。

与Iqrit村极为相似,我们面临着骚扰、恐吓以及以色列土地部门的趁火打劫。我们被禁止建设、被恐吓、被告知我们是不该存在的人。

最近,土地部门禁止我们进入我们的教堂,尽管几十年来我们都那里举行婚礼、举办庆典和宗教仪式。

然而不管是在Iqrit还是在Kufr Birim,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们已经公然宣告了他们要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绝意,不论以色列做出什么来。我们存在在这片土地上就其本身而言是对以色列当局的一种阻碍,以色列当局也证明了他们对于我们将开创返回自己故乡的先例的行为而感到恐惧。

正如我们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对抗着种族主义、侵占、殖民和种族隔离,我们愈发意识到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抵抗和斗争之间的相似之处。

终究,导致我们沦为难民的相同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幕后指使,就是那些迫使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们背井离乡的种族主义政策。 由于对人类生命的歧视,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Nadim Nuwara被害了,而同样的歧视又导致了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名叫Mike Brown的十几岁少年死于警察的抢下。没有原因,仅仅因为他是黑人。

相同的资本主义谋财害命的戏法给予在以色列的犹太裔以色列人优越于巴勒斯坦人的特权,而幕后黑手便是那些不公正且奸诈的经济政策支持那些富人在西方世界表演着他们的把戏。

从Kufr Birim到爱尔兰,从Iqrit到英联邦,从加沙到弗格森,我们拥有着相互团结和互相支持的共同利益。

Waad Ghantous是一位来自海法的“Al-Awda”组织的成员和积极分子。“Al-Awda”是一个致力于让难民回到Kufr Birim村的巴勒斯坦组织。想知道更多,请关注推特 @wa3dghantous ,

翻译: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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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on Pantland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ist living in Glasgow. Loves whisky, wine, running and the great outdoors. Walton did an MA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at Ruskin, Oxford, and is interested in how trade unions use new technology to organ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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